一个人和一场艰难的教育改革
重视素质教育的“汨罗经验”为何难以复制
不久前，为庆祝黄泽南的70岁生日，湖南省汨罗市教育局特意召开“汨罗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座谈会”，现任局长何中良用“永远不能忘记”等词语表达他对这位老人锐意改革的敬意。
黄泽南从1984年1月起担任汨罗县教育局局长（当时汨罗尚未改县为市——记者注），他在任上的14年，使这里的教育成为一种“现象”，迄今为止，已吸引全国各地十几万人前来考察学习，其中包括曾经主管中国教育的两任最高官员，李岚清和陈至立。
在一段时期内，这个隶属于岳阳市的县级市承载了官方和教育界的厚望：既然素质教育的星星之火已在这里点燃，似乎有理由期待它的燎原之势。
但是，那种跟风似的学习，往往无法将素质教育的火种带回。
教育局局长做官还是做事是个问题
汨罗在最近的25年里，只产生了3位教育局局长，而且都来自教育系统。当岳阳市其他县的教育局大都已迎来第三任局长的同期，何中良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7年，并且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被调离。这个好的传统始于黄泽南，作为汨罗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功臣，他没有将“改革的政绩”作为升迁的资本，相反，他还多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。
在一些外地的教育官员看来，这种“汨罗经验”固然很重要，但不一定乐意借鉴。做官还是做事，许多人愿意选择前者。
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在决定汨罗教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，有一点很关键，却也很难为其他地方所复制，那就是黄泽南这种人物的出现。“如果没有他，汨罗市的教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”，这样的判断，在汨罗市几乎没人反对。
只想当个特级教师
而黄泽南的出现，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。有人笑言，如果换在今天，他不可能成为地方教育的主导者。
在1983年汨罗所确定的县教育局局长候选人的名单中，有乡镇党委书记、县直机关的负责人，但不会有黄泽南的名字。作为县一中的教导处副主任和班主任，他因出色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已赢得许多同行的尊重，此时依然沉迷于业务当中，很少出校门。黄泽南称自己当时“就想当个特级教师，不会跑关系，领导也不认识我，别的根本不去想”。
县里召开了一次“吹风会”，就局长候选人名单征求各学校校长、书记和教育局机关全体人员的意见。黄泽南因级别不够，没有资格参加此次会议，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会议的中心。
名单在会场引起强烈不满，有人当场表示反对，并提议由黄泽南出任教育局局长，得到了“好多人的附和”。一个月后，黄泽南竟然真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。他后来感叹：当时选拔干部，征求了群众意见，民主和集中统一得比较好。
黄泽南的用人之道
这种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事例后来在黄泽南任上多次出现。关于他如何用人的故事，至今仍为许多人奉为美谈，并对汨罗教育系统的生态产生着持续而良性的影响。
黄泽南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确立了一套科学、透明、灵活的用人方式，并以此选拔了一大批“可用之才”，为汨罗教育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黄泽南坚信，美好的教育理想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来实现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他“求有德，不求完美；以事业为重，摒弃个人恩怨、好恶”。
黄泽南为提拔教育股副股长李树球，曾被汨罗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批评，“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人”？“这样的人”很有个性，除工作之外，与他人几乎没有私人交往，而且讲真话，不怕得罪人。
黄泽南初任教育局局长，每次开会，都会遭到李副股长的指责与反对，但黄局长发现他批评得都很对，“不仅会说，也会写，能总结，清正廉洁，一身正气”。于是，局长出面“做工作”，帮助这名43岁的下属加入党组织，然后力排众议，先后将他提拔为股长和副局长。
在汨罗的教育界，令人欣慰的共识逐渐形成：老师们不需要认识局长，不需要请客送礼，只要努力，就有机会获得尊严和利益。许多人被确定提拔或者调入教育局机关的时候，还一无所知。
黄泽南曾听说某乡镇的“什么学校的一个老师表现很不错”，李树球正好要去这个乡镇开会，局长就请他“留意一下”。会后，镇教育办主任带着李树球走了四五里路来到一所小学，恰逢放学，学生们正列队走出校门。走进学校，李树球发现到处都很干净，便问校长黄文斌，“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看？”校长把他带到学校的陈列室，生动地讲述了一番校史。
随后，他们来到教务处，校长搬出一堆学生花名册，说：“我做了十年校长，没有一个学生辍学。”李树球忍不住又问“还有什么可看”，于是，他们来到学校后面，不远处是漫山遍野、郁郁葱葱的树，校长用手一指，“这都是学校造的林”。
李树球满心欢喜，回到教育局，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泽南，两人认为“此人可用”。不久，这位高中毕业，曾经是民办教师的校长就被调往沙溪乡担任教育办主任，到1996年，他使这里成为考察汨罗教育的窗口。
黄泽南“喜欢提意见的人”，对那些领导评价不好的人，还格外注意。他有多种渠道去发现人才，比如每年为全县教师举办的各类比赛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建立的目标管理制度。黄泽南坚持认为，管理的结果必须作为利益分配的依据，否则，“管理就没有多大用”。
所以，在汨罗，更常见的情况是，要确定一位校长人选，只要翻翻目标管理结果就能确定。一位民办教师在全市教学质量评比中获得第一名，黄泽南就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他“被确定为省级优秀教师，不再讨论”，从而使他转为公办教师。“既然有了科学的目标管理制度，再去研究人选就是多余的，还会出现问题，带上个人的色彩。”黄泽南说。
黄泽南曾经面对的是“大部分不适宜改革开放形势的干部队伍”，他用了大约8年时间，使整个教育系统焕然一新，至少有300人的位置被更换。
如何杜绝大班儿现象
这项复杂而艰难的工程，虽难免引来责难和上访，但毕竟没有导致大的风波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，黄泽南不仅讲原则，而且重感情。他确立“补偿原则”，只要符合国家的基本政策，就会尽可能给利益受损者以适当的补偿，比如解决职称或其子女的工作。他说自己不愿意让下属“吃太多的亏”。
有很多事实表明，黄泽南对权力并不热衷。他意外出任教育局长，“却只想回一中做老师，在教学上搞点名堂出来”，在最初的两年里，写过两份辞职报告，先后被县长、县委书记挽留。
但黄泽南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教育改革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探索。他上任伊始，面临的是“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的典型局面”：班额恶性膨胀，多的一个班达100多人；留级管理非常混乱，有人没考上大学又回头从初中读起；复读生太多，连幼儿园和小学都未能幸免。
黄局长决定以此入手开始教育改革的尝试，并充分展现了一位改革者的个性和魄力。他确信“不较真就搞不成改革，不能搞假改革，不能以改革的名义去谋取私利”。
因此，他才能够联合省招生办取消考入中专学校复读生的学籍，把县一中录取的几十名复读生全部清退，而且，丝毫不给市委书记面子，书记的儿子想进一中复读，黄局长坚决不同意。
这样的改革者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，可以想象。他受到过各种恐吓，前后三次差点被撤职。甚至，一位跟随老局长多年的下属认为，他在1996年身患肝脏恶性肿瘤也与他长期承受的压力有关。
孤独的改革者最终都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，黄泽南幸运的是，他赢得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，“如果没有岳阳市和省教育厅的支持，黄局长早就下了”。在1990年,湖南省教委主任的一句话稳住了黄泽南摇摇欲坠的位置，尽管此后他还会遭遇非难。省教委主任对汨罗县委书记表态，严厉而坚决：如果你们撤了黄泽南的职，我就马上把他调到省里来。
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，但是需要英雄的带领。许多人把教育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，就如河南省一位普通教师那样，他曾给黄泽南寄来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如果中国有1000位像您这样的教育局长，中国的教育就大有希望了。”